
今年春节,郑州街头的烟花摊主老李蹲在路边抽了半包烟。 他面前堆着几十箱没卖完的“加特林”,进价30一支,去年能卖100多,今年他喊过45、40、33,最后隔壁摊咬着牙标价30.5。 老李算了一笔账:这批货压了八万,摊位月租六千重庆股票配资公司,雇了两个伙计每人日薪两百五,守了二十多天。 正月十五晚上,他对着手机计算器发愣:卖得越多,亏得越狠。
老李的经历不是个例。 从湖南浏阳的厂房到全国各地的零售点,一挂鞭炮的利润旅程正在发生剧烈变化。 在“中国烟花之乡”浏阳,生产1000响“大地红”的车间里,机器卷着红纸筒飞速旋转。 厂长说,一挂标准大地红的出厂价压在5块钱,这里面要扣除硝酸钾、硫磺、纸张的成本,还有这两年涨得厉害的人工费。 安全整改投入更大,一个符合新规的防爆车间改造就得砸进去上百万。 他们靠的是走量,一车皮一车皮地往外地发。
这些鞭炮离开浏阳后,踏上了最烧钱的旅程。 因为烟花爆竹属于危险品,铁路禁运多年,全靠危险品专用货车运输。 每辆车必须配备押运员,路上限速80公里,不能进隧道、不能停市区。从浏阳到北京,运费比普通货物贵三倍。 到了地方仓库,还得存进专用危险品库,仓储费按天计算。等批发商拿到货时,那挂5元的鞭炮身价已经涨到15元左右。
批发商老周在河北有个仓库,他说利润看着有30%,但根本不经花。 “仓库消防等级要求高,一年光保险就十几万。 每个环节都要打点,运输证、储存证、经营许可证,少一个都动不了。 ”他翻出2023年的账本,营业额两百万,纯利不到四十万,“比前些年差远了,那时候全市就三家能批,现在下面区县也能办证了。 ”
到了零售环节,故事才真正开始。 在北京五环外的一个合规销售点,张姐的摊位摆了整整二十米。 她去年11月就申请了临时销售许可证,交了五千保证金,签了安全责任书。 摊位设在空旷的停车场,离居民楼一百米以上,配备了十个灭火器、两桶沙土。 她雇了两个老乡轮流值守,从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十五,24小时不能离人。 每人日薪250元,光这一项就支出一万五。
张姐的进货单显示,她进了八万元的货,其中三成是儿童玩具烟花,四成是传统鞭炮,剩下的是“加特林”、“水母”这些网红产品。 1000响大地红进价15元,她标价30元。 “看着对半赚吧? 你算算。 ”她掰着手指:摊位费两万,人工一万五,税金按销售额的3%交,还有自己这二十多天的吃住开销。 卖得好的时候一天流水能有八千,但下雨那几天基本没开张。 最后清账,八万货款变成十一万现金,毛利三万,再扣掉所有成本,纯利剩下一万二。 “还不如去饭店端盘子,至少不担惊受怕。 ”她说。
隐形成本才是利润的隐形杀手。 在有些管控严格的年份,零售点位置成了稀缺资源。 2024年郑州某区,一个十字路口出现四个烟花摊。 其中位置最好的那个摊位,是摊主老赵花了两万“转让费”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。 这钱没发票、不入账,但大家都心知肚明。老赵苦笑:“这算好的了,前些年听说有花十几万打点关系的。 ”
安全成本更是硬性支出。 按照规定,每个零售点必须配备至少两个灭火器、一桶水、一堆沙土,面积超过20平米的要装监控。 张姐的摊位因为靠近小区,街道办要求她额外购买五万元公众责任险。 她说:“晚上睡觉都睁只眼,就怕哪个小孩扔个炮仗过来。 去年隔壁市有个摊位着火,赔了三十多万。 ”
24年的春节成了分水岭。 随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办理权限下放到县区,郑州在两个月内冒出一千多家零售点。 有的路段一公里挤了七八家,竞争直接白热化。 网红产品“加特林”的批发价从2023年的80元一支,降到2024年的30元。零售价更是雪崩,从100多元一支跌到100元三支。 摊主们互相压价,今天你卖35,明天我卖33,最后有人咬牙标出30.5的底价:只比进价高五毛。
火光映着他们的脸,有人默默抽烟,有人拍视频发朋友圈:“明年谁再干这个谁就是孙子。 ”
生产端也在经历阵痛。 浏阳一家中型烟花厂的老板说,他们现在不敢轻易接单。 “零售端价格乱了,批发商压价压得厉害。 我们一挂鞭炮赚五毛钱,全靠走量维持。 ”他厂里去年的产量比23年少了三成,辞退了二十多个工人。 “环保要求越来越高,原材料价格涨了15%,但出厂价不敢涨,一涨客户就跑江西去了。 ”
流通环节的利润同样被挤压。 批发商老周说,以前他往下面县城发货,一车能赚两万,现在县里自己就能办证,直接从厂家拿货。 “我们这种二级批发商快没活路了,去年利润降了40%,正在考虑转行做物流。 ”
消费者似乎成了唯一受益者。 在北京过年的小王发现,今年烟花便宜了不少。 “加特林去年买成120,今年80就拿到了。1000响的鞭炮以前30,现在25也能买。 ”但他也注意到,有些摊位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,“便宜是便宜,但有的鞭炮引线特别短,不敢让孩子放。 ”
零售摊主老李在正月十七那天,把剩下的五十支“加特林”以每支25元的亏本价处理给了同行。 他算总账:进货八万,卖了九万三,扣除所有成本,净亏八千。 “还不算我这一个月的时间成本。 ”他苦笑着说,“别人都说卖鞭炮暴利,半个月赚一年钱。 那是老黄历了,现在这行情,能回本的都是高手。 ”
在浏阳,鞭炮生产还在继续。 车间里,工人们把一卷卷红纸装进机器,每分钟能生产两百响。 他们不知道这些鞭炮会运往哪里重庆股票配资公司,也不知道最终会被卖到多少钱。 他们只知道,自己卷一千响能赚一块五毛钱,一天卷八小时,能挣一百二。 而1500公里外的零售摊上,那挂鞭炮的命运,已经不再由红火的市场决定,而是由无数个老李、张姐、老周在租金、工资、价格战和安全责任之间的精打细算中,被重新定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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